学习时报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的新判断新部署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在《决定》中提出了一系列新判断新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写进《决定》,把“增强党性”确立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任务并第一次写入党的中央文件;从历史方位、形势任务、国际国内党内状况三个层面作出清醒判断;并从从严管党治吏、一体推进“三不腐”、健全组织与监督体系等维度作出制度化部署。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这些新判断新部署,对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写入中央文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2026年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概念及“十四个坚持”的深刻内涵,明确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写入中央文件,并将其明确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意味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标志着我们党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理论成果上升为全党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决定》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并在文件框架安排、总结成就和经验、分析形势和任务、明确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政策举措上全面落实这一思想的要求。
对党的自我革命理论作出严格界定。对党的自我革命进行严格界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有严格的界定,就是刀刃向内,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的自我革命的目的,就是持续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防范权力异化、化解执政风险,守住党的初心使命,保证党始终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身特殊利益,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能够承载起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对全面从严治党形势的新判断。形势任务的新判断,有利条件与新情况新问题并存。《决定》对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作出清醒判断,即“全面从严治党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同时,要清醒看到,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并从国际、国内、党内三个维度展开辩证分析,提出“三个更加艰巨”。
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外部环境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党团结带领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务更加艰巨。从国内看,“我国发展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社会建设和治理等遇到不少新课题,党团结带领人民推动改革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任务更加艰巨。从党内看,“党的队伍发生结构性变化”,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党员、干部比例越来越大,对教育管理提出新的要求;同时明确指出“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任务更加艰巨。
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对党在新形势下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队伍素质、拒腐防变带来重大挑战。“三个更加艰巨”“四大挑战”的判断,连同“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表述,共同构成了《决定》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形势的基本判断。
提出增强党性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任务。《决定》将“增强共产党人的党性”摆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的首位,并明确提出,“增强党性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任务”。围绕这一任务,《决定》要求“必须推动全体党员、干部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增强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先锋队意识,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终身课题”,并从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坚持实事求是、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等方面作出具体要求,推动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此外,《决定》首次把“加强党性鉴别”写入其中,要求“把党性作为干部考察和党员民主评议的重要内容,重点了解和评议党员、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并强调“注重从应对挑战、抵御风险、克服困难、解决矛盾的表现识别党性,从日常工作、个人言行、社会交往、家教家风研判党性”,把党性作为可观察、可评判的干部考察标准。
对从严治吏作出重要部署。在干部队伍建设上,《决定》推出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硬举措。在选人用人环节,强调强化延伸考察,首次提出注重到原工作地方或单位考察干部,还强调坚持“凡提四必”,并落实廉政意见由党委(党组)书记和纪委书记共同签字确认的规定。在管理监督环节,提出制定干部管理监督工作条例,加强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深化“近亲繁殖”问题专项整治,首次提出加强对人事招录工作的管理监督,整治“逃逸式辞职”,规范干部兼职、挂职、离职从业行为,对家庭财产和支出明显超出正常收入的进行查核验证。
针对“一把手”这一“关键少数”,《决定》作出专门部署,要求“规范‘一把手’履职用权”,执行“一把手”末位表态制,明确“书记专题会议不得代替党委常委会会议作出决策”,落实“一把手”述职专题报告管理监督下级“一把手”情况制度,完善同级监督制度机制,首次提出“坚决反对和防止以党委(党组)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或逃避责任”,这些举措针对性强,体现了对“关键少数”严管的鲜明导向。针对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创新提出防止和纠正“拔苗助长”等做法。
对治理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作出部署。在反腐败领域,《决定》进一步突出了对治理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系统部署。全会明确要求“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白手套’、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坚决打击利用互联网、虚拟货币、跨境资金、区块链等实施的腐败行为”,把技术化、隐蔽化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进一步予以明确并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举措。在制度建设上,全会提出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深化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推进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建设”,以提高反腐败的穿透力和识别能力。在不想腐的制度机制方面,《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纪律教育机制”。同时强调“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加强对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防范和打击“围猎”行为,并要求“深化风腐同查同治”,实现作风问题与腐败问题的贯通治理。
建设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组织体系方面,《决定》突出强调“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并针对基层实际提出做实“空心村”党建工作、加强“超大社区”党组织建设等具体举措。《决定》还提出“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明确要求“深化拓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建立“互联网企业党组织提级管理动态调整机制”,体现了“两新”领域和基层末梢的组织化治理思路,进一步强调了组织体系建设的上下贯通和执行有力。
加强制度完善和监督贯通。在监督体系方面,《决定》提出修订党内监督条例,完善纪检监察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做实党委(党组)全面监督。推动党内监督同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类监督“深度融合、高效联动”。此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提出“建立重点行业权力清单、基层小微权力清单”。同时,全会把“大力破除潜规则”作为一个突出的制度议题,要求纠治“搭天线拜码头”“章子不如条子”等乱象,健全举报机制,首次提出“完善政治生态动态监测、研判、治理机制”。这些举措通过制度完善和监督贯通,压缩权力设租寻租空间,提升管党治党的整体效能。
(责编:常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