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编者按：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首次概括并系统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从本期起，本刊将连续刊发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排在首位的就是“突出的连续性”。这种突出的连续性，并非仅指线性维度上的连绵不绝，还具有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含义，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许多古老文明的重要标志，与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相互贯通，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整体图景。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把古代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贯通起来，对坚定文化自信、走自己的路、实现伟大复兴，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般而言，文明是人类在数百万年发展中最终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一种高级社会形态和成果，涵盖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丰富内容。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都曾遭遇文明中断，而中华文明虽历经王朝更迭、内部分裂与外患侵凌，文明脉络却始终赓续不绝。英国哲学家罗素写道，“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这种绵延不绝的连续性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任何一种文明的诞生与发展，都依托一定的地理空间。广袤的东亚大陆，西有高原、北有荒漠、东临大海、南有丘峦，使中华文明在稳定的环境中，很早凝聚为以中原为核心的广域王权国家，文明的延续由此有了稳定的担纲者。同时，东亚大陆内部地理具有多样性，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到长江流域的水网平原，从北方草原的游牧地带到南方丘陵的稻作区域，从青藏高原的高寒农牧到西域绿洲的商贸走廊，多样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多元互补的经济形态与文化传统。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等交通要道的开通，使中华文明连接世界，形成开放态势，与各地域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正是在此广阔的地理空间摇篮中，中华文明根深叶茂、可久可大，兴嬗相继、革故鼎新。

文明就其本质来说，是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结晶。超大体量农业文明的稳定与韧性，塑造了中华先民尊重自然规律、重视经验积累、崇尚辛勤劳动的心理结构，使中华文明在应对自然灾害与社会变迁时，展现出极强的适应性与修复能力。历代王朝持续调整土地分配与赋役征收政策，从井田制到均田制，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再到“摊丁入亩”，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的长期稳定，稳固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文明延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农业文明孕育的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官治与乡治互补的基层治理传统，是上层政治体系虽屡经重构但乡土秩序从未整体断裂的重要原因。农业文明这种特性，使中华民族即便遭遇战乱与分裂，也往往能在较短时间内就得到恢复，并走向新的发展高峰。

从秦代推行郡县制，到汉代强化国家治理，再到后世不断完善中央集权制度，大一统格局成为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制度保障。大一统传统不仅体现在疆域统一上，更通过科举制度、文官体系与律令规范，建立起跨越地域与阶层的社会治理框架，增强了社会凝聚力。这一传统还体现在对重大工程与公共事务的统筹能力上，大型跨区域工程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强化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形成了“天下共治”的治理格局。大一统格局以制度的深层稳定性，确保王朝更迭而文明绵延不绝。每一次分裂动荡，都如淬炼之火，倒逼革新与融合，成为文明浴火重生的契机。

文明的延续，靠的不仅是空间的稳定、制度的完善，更在于文化传统的赓续、价值思想的贯通。早在距今8000年前，中华大地上便已出现以观象授时、文德和礼仪为重要内容的文明曙光。这种早期文明基因，历经夏商周三代礼乐制度的系统化，凝结为“敬天法祖”、“以德配天”的核心价值。《论语》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文明有损益而百世可知，因为损益不是断裂，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调整；可知不是预言，而是对连续性的自觉把握和坚定守护。一路走来，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中华文明的思想脉络始终在继承与创新中延展。以人为本、重德尚礼的核心底色，天人合一、万物并生的宇宙认知，礼法合治、经世致用的治理智慧以及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精神追求等，始终是中华文明在历史变迁中界定自身的文化标识，成为维系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与精神世界绵延恒久的思想基石。

连续性之所以可能，也有赖于一种深沉的家国情怀。人皆有死，而孝亲、祭祀等礼俗使生命的意义得以延展到身后，家由此成为个体延续生命、安顿情感的最初场域；由家而国，由国而天下，家的存续系于国的安定，国的长久系于文明的绵延，个体遂把一己的努力融入保家卫国的共同事业。颜之推在乱世中写下《颜氏家训》，把先王之道、家世之业郑重托付给子孙；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部家训、一篇诗文，背后都是个体自觉承续文明命脉的担当。中华文明依托大一统的国家形态绵延至今，家国同构、家国一体，个体的生命与民族的命运、文明的绵延由此连为一体。正是这种把个人、家庭、国家、文明贯通起来的结构，使中华文明广大悠久、一统多元，历尽劫波而始终凝聚，在赓续传承中永葆生机。

连续性既是一种历史事实，也是一种历史记忆，更是一种价值追求。作为历史事实，它集中地体现于疆域版图和器物工具；作为历史记忆，它集中地凝结于经史子集等各类典籍的著述、注疏与编纂；作为价值追求，它深刻地表达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价值追求彼此支撑，使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有了清晰可靠的脉络。

疆域版图是文明存续的空间载体，包纳融合方言、饮食、民俗等文化元素，推动多族群从“地理相邻”走向“命运共生”，形成“多元一体”文明基底。从夏商周三代的“宅兹中国”确立中原核心，到秦汉时期的南北农区一统奠定辽阔疆域，再到隋唐、元明清时期的不断拓展与巩固，中华文明的地理空间呈现出向内凝聚、向外辐射的态势。这种版图的延续不是靠军事征服，而是基于共同的治理结构、文化认同、经济联系与统一追求。历代王朝在继承前朝疆域的基础上，通过郡县制、羁縻制等灵活方式，将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纳入统一的国家体系。中华民族的疆域版图在王朝更迭中保持了惊人的历史连续性，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最直观的体现。

中国文物灿若星辰，充分展现和见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血脉绵延与灿烂辉煌。左上图为出土于浙江省良渚古城遗址的玉琮王，右上图为出土于河南省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形器，左下图为在河南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右下图为陕西省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展出的西周重器何尊。人民图片供图

器物工具是文明传承的物质依托。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未曾断裂的技术链条与生产体系。农业生产方面，从远古时代的木石耒耜，到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再到战国时期推广的铁制农具；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牛耕，到汉代的耦犁、唐代的曲辕犁等精耕细作工具的发明，农业技术不断迭代更新。工艺制造方面，从远古时代的陶器制作到商周时期的青铜铸造，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器冶铸到唐宋时期的瓷器烧造，以及绵延数千年的丝织技术，这些技艺的代际传承，不仅体现在器物形态的渐进改良上，更蕴含着对审美范式和美学精神的执着坚守。大运河更是中华物质文明连续传承的宏大见证。这条流淌于华夏大地的水脉，自春秋时期肇始，历经秦汉、隋唐、两宋、元明清各代不断开凿、整治与完善，成为中华文明连绵不绝、生生不息的绝佳写照。

经史传统是连续性最显明的表征。经为常道，史为实录；经立其纲，史载其变，中华民族有着“经史互证”、“六经皆史”的深厚传统。从司马迁著《史记》，到班固断代为史作《汉书》，再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史家文脉代代相续。一部“二十四史”，今朝为前朝修史，成为绵延不断的惯例，国史由此首尾相衔。太史公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自任，元好问有“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之志，王鹗更直言“自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王朝有兴亡，而历史的书写不断，一代代人的努力由此被纳入同一个文明脉络，前人的心血不因王朝的更替而湮没。

文脉在经典传承中得以赓续。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确立了中国最早的经典文本；此后历代文人传经不绝，郑玄遍注群经，朱熹集注四书，道统意识代代相承。经史并重，构成了中华文明自我记忆、自我延续的双重机制：史载其事，经明其理，即事显理，事理相资。在经史传统构建的意义链条之中，历史变迁不仅没有割断中华文明的记忆，反而不断把新的历史经验汇入中华文明，呈现出“吾道一以贯之”般清晰而连续的文明脉络。

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未曾中断，历久弥新，离不开对典籍版本的收集、保护与传承。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将中华典籍资料版本的收藏保护与永续传承放入挺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宏大视野中统筹考虑，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的历史自信、高度的文化自觉。图为2026年8月25日，游客在中国国家版本馆参观。中国国家版本馆供图张瑜/摄

语言文字与时间制度是连续性最日常的载体。从文字方面来看，尽管现代汉字与甲骨文、金文相比变化很大，但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由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的发展过程十分清晰、完整。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字的构造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共同原则。今天我们读甲骨文中的“天”字，仍能识得其一个人头顶苍穹的象形，就是这种连续性的直接展现。

构字理路的稳定性，使战国时期的竹简与清代的碑刻可以共用一套视觉语法。语言方面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后人可以沿着前人的解读拾级而上读懂早先的古籍。历法亦然，历朝历代或“改正朔”以重建当世的政治时间，但始终强调“正朔相承”。孔子论为邦而首重“行夏之时”，正是因为共享的时间制度是共同体维持稳定、连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天时一体，则人心一统；四时有序，则文明有常。由此，共享的语言文字使不同地域的人可以沟通，共享的时间制度使不同世代的生活相互衔接，二者演变有序，成为文明赓续不辍之确证。

置于世界文明的比较视野中，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以“轴心突破”概括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各大文明的精神跃迁，此说虽有强大的解释力，却容易遮蔽一个根本的差异——中国的轴心突破，是连续性的突破、继承性的突破，而不是否定性的突破。从“以德配天”到“以仁释礼”，中华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是对传统的接续提升而非否定，不是与自身的传统断裂，而是在传统的延长线上开新，其间的递换是“渐”，而不是顿然的断裂。通过持续的解释、调整和更新，中华文明把变化纳入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华文明的历史，从来不是某一族群独占的历史，而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连续历史。中华文明有一个基本观念，就是文化高于族群。正是以文化而非族群论文明，中华文明才得以不断吸收、融合不同族群的文化创造，凝聚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为文明注入活力，一体使共同文脉不致断裂，二者相互成就，构成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海外有些学者从西方文明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华文明并不具有连续性，他们将元、清视为异族征服王朝，这其实是以西方的民族观、文明观看待中华文明的结果，深层上还是“西方中心论”。元、清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王朝，与其他朝代一样，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取《周易》“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元”，自居于三皇五帝以来的统绪；他设国子学，元武宗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仁宗兴科举。即便是取代元朝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也并未将元朝视为“异族”，其登极诏中明言元朝“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坦然承认元朝承天命、居正统；他在历代帝王庙中为元世祖设位，与历代帝王同享祭祀。

清代乾隆年间修成《四库全书》，凡七万九千余卷，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武英殿校刻“二十四史”，使历代正史得以汇刻流传。古人以文化论正统，不以族群辨华夷，王朝虽有更替，典章制度和文明认同却前后相承。朝代更替并未改变中华文明延续的基本方向，这是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所要讲清楚的。

反观所谓元、清之际中华文明发生断裂的论调，看似依据史实，实则囿于西方“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是按照西方观念切割中国历史，把中国历史静态化，使之成为西方历史观的丈量对象而非历史的主体。从“征服王朝论”到“内亚史观”，从“崖山之后无中国”到“明亡之后无华夏”，强调元、清王朝的非汉特性，把王朝的更替说成文明的断裂，以单一族群的视角肢解多元一体的文明整体，以“断裂—替代”的模式抹杀“因革损益”的连续性，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从中华文明自身的原理出发理解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把握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真义。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深刻体认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可久可大的文明特质，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开放包容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华文明发展的新天地，促进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长，让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让历久弥新、与时偕行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