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 |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文化中国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重要一条就是“突出的创新性”。这种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对于坚持“两个结合”，在新征程上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考察中华文明创新实迹，可由物质生产、精神文化、政治制度三端入手。物质生产创造夯实文明演进的现实根基，为精神生产与制度建构提供客观条件；精神文化创新则以其思想引领与价值感召，为技术发明与政治实践注入内在动力；政治制度革新又凭借制度架构的确立与调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秩序保障。三者既沿着各自轨道更新延展，同时又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使中华文明呈现出“故者化为新、新者通于故”的万千气象。

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取得了以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左上图为西汉时期的马圈湾纸，右上图为司南模型，左下图为火药成分硝、硫、炭标本，右下图为泥活字版。视觉中国供图

中国古代物质生产的创新，首先体现为对生产生活难题的持续破解。古代社会长期面临粮食供给不足和水旱灾害频发等多重压力，中华先民就此开展了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农业创新创造实践。距今1万年前后，先民开始于黄河、长江之畔驯化粟黍、水稻。为保障农业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先民创造性开发利用水利资源。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水利系统，具备防洪、蓄水、运输、灌溉等综合功能，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工程之一。此后修筑的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等，无不反映着先民参赞天地之化育、顺应水性引导自然的智慧，是人类水利史上的创举。

这种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将长期观察、经验归纳与技术改进相结合的创新传统，同样贯穿于其他方面的科技创新之中。四大发明广为人知，其中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此外，手工百艺，如制陶、缫丝、治玉、铸铜等，处处彰显先民创新之精微。这些发明创造，是中华民族富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历史见证。

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创新，集中体现为思想义理的迭代拓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乃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最辉煌的思想绽放之一。孔子以“仁”更新礼乐文明，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崇高价值理想，深刻塑造中华文明的入世态度和理性精神；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至今仍启发着现代科学与哲学；墨子倡导兼爱非攻，讲求逻辑与力学，发东方科学精神之先声；韩非子以法、术、势立论，强化制度理性之传统。汉代更化思想，转入经学时代；魏晋时期，玄学与佛学相互援引，理论思维空前发展；宋明理学兴起，继承孔孟精义，吸收释道菁华，建立天道性命相贯通的新的儒学体系。历代学者在与经典对话、对时代回应中温故知新，使学术代有新声而不失其本。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创新，既为先民改造主观世界提供了恒定且与时俱新的思想坐标，也为改造客观世界确立了因时而进、守正开新的价值依循，展现出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的智慧光芒。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创新，突出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层累演进。《周易》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强调应以典章制度为节制，这样才不会伤财害民。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就因应时势变迁，探索形成内外服制、分封制、世卿制、军功爵制等一系列制度创制与治理手段。秦汉之后，中华民族逐步构建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使广袤疆域之内官有定制、财有经制、事有程式，形成有典有则、政令通达的运行格局，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

总体上来看，中国古代经历不同社会形态和多次改朝换代，但在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上大都能够做到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正如孔子讲“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历代王朝在鼎革之际往往以承接正统自任，在因循损益的自觉中延续旧章、补弊起废，为维护大一统国家赓续绵延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几千年来，创新精神贯穿于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浸润于中华文明各个方面。中华文明在应对内外环境变化中，始终秉持“变则通，通则久”的智慧，于守正中开新、于通变中致远。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创新品格，使中华民族成为具有伟大创新精神的民族，也使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彰显出突出的创新性。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深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根脉和精神传统。自强日新的思想观念、革故鼎新的历史实践、综合创新的交融演进，分别从价值导向、实践动力与开放机制等维度，为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日新”来自先哲对宇宙世界的深刻体认。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云“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易传》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都是将宇宙的自然运动刻画为变化日新的创造过程。

其中，《易传》揭示宇宙变化以“生生”为内容，以通变致久为追求，所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即事物从无到有的创造产生，“生生”即生而又生、永不止息。同时，《易传》认为宇宙生生不息在于阴阳、刚柔等对立面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变化。有变化而后有创新，有创新而后成就新事物，新事物又影响天地万物，宇宙运行呈现出一种创新复成就、成就复创新的蔚然景象。

周敦颐揭示“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张载言“日新者，久而无穷”，王夫之提出变化日新说，所体现出的生生日新的宇宙观，不仅把宇宙变化视为客观的运动，还将变化看作生机展现的过程，从而赋予其深层的价值内涵。将这一观念应用于君子人格，便是“自强不息”、“日新其德”。一切开辟创始都是对困难的克服，无论是个人、社会还是国家，都应坚毅勇敢、奋发图强，使品德和事业日新永进，从而符合宇宙生生日新的规律，“与天地合其德”。

有“自强日新”理念作价值底色，中华民族遂能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把变化纳入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

“自强日新”既为价值根基，“革故鼎新”则为发展要求，“趋时适变”则为实践原则。变化是宇宙普遍的规律，自然世界如此，人类社会亦莫能外。与被动顺应不同，人类不仅要适应变化这一客观要求，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识变、应变、求变中把外在必然转化为内在自觉，主动把握变化，在通变中实现创新发展。

《易传》提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说的是当旧制度不再适应时代发展，就要主动改变旧秩序、开创新格局。在革故鼎新的具体实践中，中华民族强调把握变化的关键在于“趋时适变”。“趋时”即主动随顺时宜、与时偕行。时势是世界变化的总体趋势，顺应时势变化才能符合历史潮流；时机是事物变化的关键节点，精准掌控时机才能无往不利。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态度把握时势时机，才能应时而变、顺势而为。

“适变”即以历史理性分析治乱兴衰之变，主动调整适应时代之变。“趋时适变”，就应把握变化全过程以“原始察终”，在兴盛时发现衰败苗头以“见盛观衰”，敢于直面危机革弊创新以“承敝通变”。在此影响下，中华民族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因时成务，准情酌势，改易更化，因应种种现实挑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尤重“因革”二字，“因”为继承、“革”为革新，二者辩证统一，在连续和稳定中革弊创新，形成因革损益的政治传统。这种极具韧性的制度演化路径，使中华文明既防止了全盘更张的冒进，又避免了胶柱鼓瑟的守旧，始终在现实需要与历史根基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

中华文明在贯通历史与现实基础上积淀的革故鼎新的历史智慧与政治实践，是塑造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的现实根基与内在机理。

除了思想、实践层面对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的深刻塑造，中华先贤还认识到综合创新的重要性。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把不同事物加以协调平衡才能丰富发展，把相同事物简单相加则难以为继。实际上，中华文明从孕育的那天起就面临着多地域、多中心的交融碰撞。它从“满天星斗”的多元起源，逐步发展为以中原王朝为引领的多元一体，并在与夷、蛮、戎、狄等的交融中渐成大一统格局，此后历代更在与各族群、各文化的碰撞融合中持续创新发展。这样的演进历程，使中华文明不仅具有创新创造的锐气，而且具有包容摄受的胸怀，能在兼收并蓄中创新发展、阔步前进。

中古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在与外来文化的相互激荡中不断发展。佛教东传不但未被拒斥，而且经由消化吸收与创造转化，形成了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中国化新宗派；明代以后“伊儒会通”，对促进伊斯兰教中国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以来，从西学东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文明始终保持兼收并蓄的开放姿态，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实现自我更新。

张岱年认为，文化之综合与创新乃中华文化发展的根本路径。诚然，综合不是简单堆砌，创新不是盲目求新，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扬弃；兼收并蓄绝非来者不拒，而是“资外以宏内”的择善而从。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取精用弘，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由此形成独具品格的文明形态。

纵观世界文明史，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这绝不是缺乏创新能力的民族或文明所能实现的。长期以来源自域外关于中华民族创新能力的某些偏颇之论，不仅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更影响人们对中华文明创新传统的认识。

“中国历史停滞论”是一些西方学者论证中华文明缺乏创新能力的典型论调。亚当·斯密称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黑格尔断言中国“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这些论断，把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混同于停滞性，把西方“断裂与再造”的发展路径当作普遍规律。

事实上，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认识来自传教士、旅行家带去的知识碎片，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纵观数千年历史，创新发展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就政治制度而言，尽管传统制度的惯性力量与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构成了变革的重重阻力，社会内部却并非一片沉寂，而是在持续不断的调适与演变中，逐步孕育出否定旧制度的思想因素。每当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既有制度内在弊病充分暴露之际，总有思想家与政治家对现实政治展开深刻反思，或以民本思想约束君权，或以变法主张冲击旧制，或以经世致用之学批判空疏僵化的治理模式。这些主张虽多以改良面目出现，尚未从根本上突破传统制度的框架，但其对旧制度的批判性审视，实质上构成了制度演进的内在张力与思想先导。

正是这些在不同历史时期持续累积的反思与批判，为更大范围的制度变革储备了思想资源，也使中国历史的演进呈现出在渐进调适与深层变革之间往复推进的轨迹。

当前，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左上图为2025年5月29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二号探测器发射升空（新华社记者 才扬/摄）；右上图为2025年11月5日，我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举行（新华社记者 李刚/摄）；左下图为2026年7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拍摄的“墨子号”量子卫星模型（视觉中国供图）；右下图为2026年8月26日，由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田径100米决赛中获得大型组冠军（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曾经引发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广泛探讨，极大激发了国人的报国强国之志。

但有的学者错误引申解读，由中国近代科学之落后，推导出中华文明创新基因之缺失。这种论调预设近代科学的产生是衡量文明创新能力的普遍标尺甚至是唯一标尺，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近代科学是特定历史情境中多重因素耦合的产物，就连李约瑟本人也表示，近代科学与工业革命是否在某地发生，并不单纯取决于该民族或文明的创新能力。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率先产生，很重要的就在于“万马齐喑”的封建社会晚期呈现出封闭保守的局面，严重制约了学术思想的开辟和科学技术的探索，根子是落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科技发展的束缚。今天中国科技发展势头强劲，越来越多的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中华文明创造力历经积淀而愈发彰显。

近年来，还有人借范式转换论与断裂式创新论，贬低中华文明的创新路径，认为只有彻底否定传统的“破旧立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而中华文明的“返本开新”并不能带来根本性突破。这是把西方中世纪与古典传统“断绝”的叙事、文艺复兴借“复兴”之名行“改造”之实的模式普遍化、唯一化。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创新，中华文明的创新注重寓作于述、温故知新，新旧相融、前后相继，尊古不复古。尊古而复古，乃抱残守缺，必然僵化；弃古而趋新，则如断线之鸢，终将迷失。唯有尊古不复古，方能在新局中赓续传统，在传统中开辟新局。儒家赋予“古”以理想之名，意在以尊古的名义批判现实，使理想具有权威、使批判成为合法。西汉思想家扬雄早就指出，只知继承而不知创新，就会“物失其则”，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只知创新而不知继承，就会“物失其均”，失去事物应有的平衡。正是这种不与传统割裂的创新，使中华文明既能守得住根本、又能开得出新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无论国家发展还是个人奋斗，“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新征程上，应坚定文化自信，深刻体认中华文明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特质，不断接受新事物、迎接新挑战、解决新问题，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