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 |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文化中国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国家的长久统一，是镌刻在中华文明基因中的深沉追求。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论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重要一条就是“突出的统一性”。这一特性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坚实的政治根基与牢固的精神内核，更与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共同造就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可久可大的雄浑气象。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把大一统看作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中国之为中国的关键所在，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疆域版图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空间载体，中华文明的统一性首先体现在疆域版图上。疆域一统的观念，早在中华文明上古时期就已显露雏形。《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勘定九州，“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州”所代表的中国，已被视作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此后，历代王朝无不致力于维护国家版图的完整统一。从夏商周三代相继为治，西周以分封、宗法制安定天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再到汉代北击匈奴、平定南越、经略西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愈发稳固。在此基础上，隋唐“九服同轨，六合一家”。元代重归一统，“兹舆图之混一，远超轶乎汉唐”。清代幅员极广，“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开启以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关河必须一统，区宇不容分割，是中华文明统一性最为鲜明的表现。

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中华文明的统一性集中凝结为“国家不可乱”的历史自觉。回看一部中国史，统一稳定是主流，分裂动荡是支流。秦“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将异方殊俗的广袤地域从社会习俗和文化心理上逐渐抟结为一个整体。汉承秦制，疆域辽阔而政令一统，百业兴盛、人口滋殖，丝绸之路贯通东西。唐以三省六部、科举取士奠定秩序，以都护府、羁縻制治理边疆，虽经安史之乱，国祚仍继而绵延百余年。元入主中原，终结唐末以后政权对峙局面，重建大一统秩序。明设内阁，继承改造行省制，卫所土司并举，保障广土之上政令通达。清强化中枢，康雍乾百余年底定版图、滋养生民。即便在王朝更迭、南北对峙的动荡时期，人心思定、天下归一的追求也从未消歇。稳定秩序的长期延续，孕育了“天下一家”的社会深层共识，展现了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而血脉不断、肌体不裂的文明韧性。

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图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的诏版。新华社发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在民族关系上呈现出融为一体、牢固凝聚的局面。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汉代的屯田、互市，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民族交往；北魏孝文帝改革，有力推动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唐太宗秉持有容乃大的胸怀，开创了有唐一代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入藏，将典籍、工匠、乐师带到藏地，唐朝与吐蕃之间“和同为一家”；元明清时期，宣政院、理藩院的设置以及改土归流的推行，从制度层面强化边疆地区同中央与内地的联系；清代土尔扈特部东归，抗战时期回民支队奋起抗击日寇，更是彰显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强大向心力。长期的历史交融，早已将各民族紧紧凝聚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显著表征。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文明不可断”的坚定信念，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在价值观念层面的自觉彰显。回溯历史，夏商周三代礼制因革损益，始终延续着一脉相承的文明精神；孔子删述六经，为后世提供了共同的经典体系与价值根基；汉代设立五经博士，经典传承有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唐宋以后雕版印刷推广，书籍刊布愈发便利，大量书院建立，为文化普及创造了良好条件；明清时期编修《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大型典籍，助力中华文化的整理与保存。保存典籍的意义，从来不只在于留存历史与知识，更在于浸润人心、传递认同、延续文脉。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根脉从未中断，民族精神始终薪火相传，这种内在精神世界的统一，让中华民族能在共同的价值认同与文化传承中跨越重重时空，凝聚为同心同德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正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在历史长河中的深刻体现。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雄辩地证明，大一统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华文明统一性之所以形成并持续巩固，有其必至之势与必然之理，是互补共生的交流交往、深刻悠久的政治实践与家国天下的文化传统三者共同作用的历史结果。

互补共生的交流交往，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形成并不断深化的经济社会基础。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所指出的，“中国者，天然大一统之国也。人种一统，言语一统，文学一统，教义一统，风俗一统，而其根原莫不由于地势”。

中国地势完整开阔，北抵戈壁草原，西倚高原群山，东、南濒临大洋，天然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地理单元；单元之内，长江黄河横贯东西，平原广袤、水网密布，形成了覆盖全域的流通脉络。在这片广袤国土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不仅孕育出农牧渔猎等多种经济形态，纵横交错的江河漕运与四通八达的陆路驿道，更为社会交往与物资流动开辟了通途。中原的粟麦桑麻、江南的稻米丝绸、巴蜀的盐铁布帛、滇黔的茶叶药材、西北的皮毛矿产、沿海的鱼盐珠贝，各地物产各具特色又彼此补充，织就了互补共生、共济共成的经济网络。

历代王朝顺此大势，不断加强内部经济的互联互通。隋唐以降，大运河贯通南北，实现“南粮北运”，成为维系王朝运转的经济水脉；宋元明清，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内在联系不断走向深入。频繁深入的经济社会交流交往，催生了向内凝聚的政治整合需求；共居共生的社会联结与同文共贯的血脉纽带，塑造了相融共通的文化风俗与价值观念，将不同人群逐渐凝结为“九州一统”的命运共同体。

超大规模的政治治理，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形成并得以维系的制度成因。“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广土巨族的国家，必须采取集中统一的治理策略，将亿万民众纳入同一政治秩序。只有集中，才能组织起超大规模的共同体生活；只有统一，才能维护集中，安顿好超大规模的共同体生活。

历史上，郡县制与盐铁官营等制度的推行，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政治经济基础，增强中央实力；改土归流、盟旗藩部等制度的实施，强化中央对边疆的有效管控；御史台、都察院等专职监察机构的设置，纠举弹劾官员的越权行为，维护中央权威；科举制度的长期推行，既为国家政权选拔吸纳了各地人才，也实现了对知识阶层价值取向的整合统一。凡此种种，不断强化社会向内凝聚的发展态势，共同塑造了中国这一超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

在历史的漫长演进中，统一与集中互为表里、互相促进，中国历史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同时也是统一不断加强的过程。从上古到近现代，中国的每一次重归统一都顺应并强化了大一统传统的历史势能，每一代的统一经验都被后代继承改进，推动中国走向更为巩固的团结统一。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绝非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在长期治理实践中，为实现社会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所凝结出的独特政治智慧与文明特质。

任何文明特性的形成，都植根于特定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华文明在宇宙观层面将人与天地万物看作一个关联贯通的整体；在伦理维度将家、国、天下层层打通，把国与天下视作家一般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家国同构作为传统中国社会根源性的结构特征，将个人、家庭、邻里、宗族、社会、政权乃至天下紧密联结在一起，是捍卫国家统一最为强固、不可撼动的根基。依托这一根基，孕育出“天下一统”的政治认同和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

《礼记》有言，“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张载在《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指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天下一家”的理念，使这一共同体内部生发出如同家庭一般亲密和睦的联结力量。当这种“天下一家”的亲亲之情遭遇外来侵略时，就会转化为捍卫家邦、同仇敌忾的强大精神动能。保土即是保亲，卫国即是卫家，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历次遭遇民族危难之际展现出强大斗志、昂扬精神与团结意志，正是因为家国天下对中华民族而言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中华民族观念中个人与家国天下的关系也绝非孤立个体对共同体的简单隶属，而是同根一体的家邦联结。

这种兼具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的民族精神，是支撑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思想基础，为中华民族打下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构成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走向复兴的精神支撑。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显著标识之一。然而，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囿于自身经验与立场，围绕中华文明统一性形成一些偏颇之论，这些论调看似是学术分歧，实则涉及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的根本问题。

比如，部分域外学者套用西方帝国扩张征服的概念框架解读中国大一统传统。无论是早年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笔下的“中华帝国”，还是20世纪魏特夫等提出的“征服王朝论”，抑或是近年来部分“新清史”研究中所谓清朝是“内亚帝国”的论断，其背后大多有一个共同的逻辑预设，即幅员辽阔、统合多族群的政权必然离不开武力征服、殖民掠夺与等级化统治。

西方帝国在历史上往往就是通过侵略征服立国，“征服”、“殖民”已成为其历史认知和记忆的一部分。而中国数千年大一统传统，本质上是文明的整合与包容，是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文明共同体，这与西方对于“帝国”的理解从根源上就遵循着完全不同的逻辑。

学者钱穆曾指出，中国的形成，“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围之征服”，“乃由四方辐辏共成一整体，非自一中心伸展其势力以压服旁围而强之使从我”。这就是向内凝聚与向外征服的差别。将这样一个以文明认同为内在纽带的统一进程，与西方依靠军事征服维系的帝国混为一谈，不仅是对中华文明统一性的误读，也遮蔽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

还有一种需要辨析的论调，是“单一民族国家论”。18世纪以降，赫尔德等一些欧洲学者，主张民族是天然有机的文化共同体，批评多民族国家模式。还有更甚者主张一族一国、一国一族，将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单一民族基础之上。受此种观念及其变种的影响，“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原本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在现代西方一些宣传舆论语境中被窄化为“单一民族国家”，歪曲中国式的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声称其是对各民族主体性的压制。此种论调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绝对的单一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几乎不存在。恩格斯说过，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章太炎就认为，中华民族从来不是纯凭血缘为界别的所谓“天然民族”，而是在共同的历史担当中凝聚在一起、“庶方驳姓，悉为一宗”的“历史民族”。中华民族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向内凝聚、多元一体是各民族在历史中共同选择的道路。

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图为9月21日，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北京举行。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摄

近年来，也有西方学者用“同质化”描述“大一统”，认为统一必然意味着对差异的压制、对多元的消解。这一认识既不符合中国历史事实，也曲解了大一统的哲学内核。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在多元共生的框架中展开的，《国语》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阐明多样性的统一可以生成万物、单一的雷同就不能发展的道理；《中庸》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将差异的共存视为宇宙与社会的常态。

落实到历史实践中，大一统下的中国始终是多元共生的格局，这不仅表现在方言的各异、风俗的不同、文学艺术风格和形式的多种多样方面，甚至深入到心态习惯方面。先秦时期，河洛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初步形成；隋朝陆续出现的佛教宗派有天台、三论各宗，入唐以后又出现了唯识、华严、禅、密、净、律等各派；宋代理学被概括为濂、洛、关、闽四大派别；清代经学中有所谓“吴派”、“皖派”的差别；等等。

“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这正是中华文明大一统格局下各美其美的生动印证。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新征程上，应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深刻体认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向内凝聚的统一特质，注重从大一统传统中汲取统一、团结、包容、永续等思想精华，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根基，汇聚奋进磅礴力量，推动中华民族在团结统一中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